林毅夫:中国经济充满难用现有理论解释的新现象

时间:2021-07-22 10:32:15 作者:说说大全 热度:6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出现了许多现有的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给了我国的经济学家许多理论创新的机会

  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我应邀写了一篇《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的庆祝文章,在文章里我提出中国经济学家如能以规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取得的成绩就会是能够对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国际化成果。同时,我还预测21世纪很可能迎来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现在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对这个预测的实现更加充满信心。

  和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一样,经济学理论本身是一个用来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简单逻辑体系,一个理论的重要性不能从其逻辑本身,而只能从其所要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来判断。现象越重要,能够解释这个现象背后因果关系的简单逻辑体系就是越重要的理论;能够从重要的新现象提出新理论的经济学家,就会是引领国际经济学界新思潮的经济学大师。

  我国经济出现了许许多多有待解释的重要新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年均9.67%的奇迹式增长,是这段时间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经济本身以及中国的经济现象越来越受到国际的重视。虽然,我国现在的经济总量按汇率计算还不到美国的25%,但是,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是美国的3—4倍,从经济增量来说已经和美国不相上下。如果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来计算,我国现在经济的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经济规模的70%以上,因此,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每年的经济增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尤其是过去28年,我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17.2%,按美元计算,增加了85倍,成了全世界第三大贸易国,通过贸易的联系我国的经济影响了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过去几年国际上主要的报章、杂志,经常以巨大篇幅报道发生在我国的事情,“春江水暖鸭先知”,媒体的这种“中国热”反映的是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提升。

  不仅如此,理论的创新总是来自于一些新的不能被现有的理论解释的现象。以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来说,193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大萧条,不能用新古典供给和需求均衡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于是产生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到了1960年代出现了滞胀,通货膨胀并没有像凯恩斯主义所预测的那样带来就业增加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因此出现了理性预期理论。到了1990年代,经济学家们又发现政府确实是可以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微调经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因此,又出现了新古代综合理论和新凯恩斯理论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确实出现了许多用现有的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例如,我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双轨制为特征进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已经取得了连续十多年快速增长的成果,但是当时国际经济学界普遍对双轨制的改革抱着非常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随时会出大问题。那时在国际经济学界广为接受的一个看法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双轨制经济不如原来的计划经济,而且,认为要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改革就应该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休克疗法,理由是根据现有的经济理论,一个经济体系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是价格由市场决定、产权私有、政府平衡预算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经济学家通常对很多问题存在意见分歧,但是,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姆斯在一篇文章里谈到,现代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如何进行改革才会成功却出乎预料地具有共识。但是,中国经济1978—1990年的年均增长率是9%,1990年到2006年的年均增长率则提高为10.2%,并没有像当时许多国际经济学界预测的那样出现崩溃或是停滞。前苏联东欧实行了休克疗法,却没有像预测的那样出现经济快速增长,反倒是崩溃、停滞了,而且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许多国家还未恢复到转型前的水平,就是绩效最好的波兰,2000年和转型前的1990年比,国内生产总值也只不过增加了44%,年均增长率才3.7%。

  另外,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00年到2002年间,国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政府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假的,争论的原因是我国从1998年开始出现通货紧缩,物价年年下降。在国外出现通货紧缩,一般经济会非常疲软,增长速度为零甚至是负的。但是我国政府公布的GDP增长率1998年为7.8%,1999年为7.1%,2000年为8%,2001年为7.5%,2002年为8%,居世界各国之冠。于是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怀疑我国政府公布的GDP增长率的线年又下降1.6%,一般认为高速增长时能源使用应该增加,而我国不增反降,更加深了人们的怀疑。几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我国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公布的速度高而不是低。

  国际上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对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许多现象屡屡做出不正确的判断,其原因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些著名经济学家不懂经济学,二是现有的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本身有问题。现代经济学中的许多新理论进展是这些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因此,他们不可能不懂经济学,问题应该出在现有的经济学上。

  其实不仅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我国和苏东的转型问题存在许多问题,而且,用来分析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转型问题也有同样的难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开始自主地追求经济发展。国际经济学界里众人共知的一个事实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按照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国家经济都搞得很糟,发展比较好的日本、韩国、我国的台湾地区的经济政策从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看是不对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金融危机不断,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都在国际货币基金的指导下按照“华盛顿共识”,也就是现代经济学里认为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所应该有的制度和政策来进行改革。现在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根据世界银行一位前首席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里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迷失的20年》的文章中,对100多个发展中国家1960—1998年间经济发展绩效的研究发现,虽然这些发展中国家按“华盛顿共识”的要求,平衡了预算,开放了市场,金融自由化了,政策的透明度也提高了,但是,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并没有改善,这些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的中位值从上世纪60~70年代的2.5%,降为80~90年代的零;而宏观经济的波动在80~90年代大于60~70年代。

  任何经济现象应该都能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时,此时正是进行理论创新的最好的机会。理论本身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体系,一个理论在其逻辑中仅能保留很少几个对其所要解释的现象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变量。在众多可能有影响的变量中到底哪几个真正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通常只有长期生活工作在产生这个现象的社会中的经济学家才能把握,因而各国的经济学家在构建理论来解释各自国家的经济现象时会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规模和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那么,很有可能像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多出在英国,20世纪30年代以后一直到现在,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大部分出在美国那样,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很有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国。

  然而,中国的经济学家要把机遇变成现实需要克服许多挑战。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是学生选修最多的社会学科,中国学生学经济学大多以经世济民为目的。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国富论》探讨的就是西方国家富强之道,因此,中国的学生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来学习现代经济学,希望学得真经回国致力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以向学生系统介绍发达国家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为主,许多受过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学生,碰到国内的经济问题时,就试图从国外现有的理论中去找现成的答案。但是,任何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一样,所阐述的因果逻辑都是在一定的前提和限制条件下才成立,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

  因此,取回的经即使在发达国家是真经,在我国也很有可能因为社会、文化、发展条件的差异而不适用,而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更何况现代经济学理论本身也无一不是在不断的否定中前进,如果我们要取现代经济学的经回来运用,到底取哪一部经?

  “十一五”规划里强调我国应该进行自主创新,不仅在科技上,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上,同样需要自主创新。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现实,了解问题和现象的实质,从现象的背后中归纳、抽象出重要的社会经济变量,构建能够解释中国实际问题背后因果逻辑的理论,只有这种自主创新的理论才能使人了解我国的经济现实,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

  小结:简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出现了许多现有的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给了我国的经济学家许多理论创新的机会,研究我国的经济现实,进行理论创新,不仅能够使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贡献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有可能迎来引领国际经济学思潮的大师在我国辈出的时代的到来。(作者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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